“科研行业怪象不断：疯狂抢“帽子” 负债搞科研”

在实验室认真工作的科研人员薛宇艳/摄影

游击战帽子战批准战:科研人员还坐吗？

我国正在上马建设创新型国家。 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1%，超过欧盟15个成员国首个国家的平均水平2.08%。 然而，经费投入力度持续加大而鲜明的是，我国科研行业还存在着一系列久治不愈的奇怪现象。

游击战:“一发不可收拾地换个地方”

冷门前沿行业没有人敢做

“美国在许多行业引领着世界科学研究潮流。 它先挖个“坑”，让希望者上钩，拿钱进去，然后据此分配资源。 其实世界是在为美国做实验。 论文现在要求必须提交原始数据，因为美国控制着很多顶级学术杂志，所以第一时间就掌握了所有的前沿科学发现，最先知道你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程度。 在重大战术方向上，美国人也不是都自己花钱，号召世界一起做，让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不做就赶不上潮流，发不了论文。 ”。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唐宏说。

一位科学家说，一位所谓的首席科学家“开枪换地方”，总是改变着研究行业，但这在世界创新强国中是不会出现的。 科研工作一定要有延续性，包装多少学术“标签”的人，在中国往往有市场，严重影响科研项目经费申请的信用体系建设。

另一位科研人员表示，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科研项目经费，研究团队追赶热点的现象比较普遍，反映出冷门前沿行业无人触及，基础研究迅速发展不平衡。

中科院和细胞所研究员李振斐表示，目前各种基金、项目资助经费引导十分鲜明，多个研究课题相似，大家都在追赶热点，但很多冷门前沿行业没有人敢做。

“在美国、欧洲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发现无论多么冷漠的行业，都有一点科学家长的时间。 如果国家需要的话，可以找到相关的人才储备。 中国建议基金、项目经费审批时适当考虑冷门行业，鼓励部分科研人员进行冷门研究，保证基础研究更平衡、更充分地开展。 ”。 李振斐说。

此外，多位基础科学研究者近年来学术会议、考核会议较多，反映了这些活动成为“建立关系”、“拜山”的派对。

“一个公司能承担多少会议，能雇佣多少专家，似乎是工作的业绩。 我希望80%的时间能呆在实验室，安心做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 ”。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所研究员许瑟琦说。

帽子战:疯狂夺走“帽子”的人才

科学研究者鼓励“马太效应”

有一段时间，一些大学、科研机构热衷于“帽子工程”、“转会大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优秀青年、“千人计划”等有“帽子”的人才，成为多个单位竞相争夺的对象。 这方面影响了“挖墙脚”单位的科研进展、队伍建设、梯子建设。 另一方面，在学术界助长了浮躁的不良风气，非常不利于国家整体的科研生态建设。

对比这一现状，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副所长李佳提出，在科研机构的绩效判断中，应重点关注本单位培养的顶尖人才的数量，重点关注青年人才培养环境的形成和团结合作机制的创新。 通过政策调整，遏制一些部门过度挖人和“帽子”人才频繁“转会”等无序趋势。

在人才评价机制方面，要警惕科研人才激励中的“马太效应”。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党委书记邵建达表示，对处于不同快速发展阶段的人才，应采取渐进式成长的激励方法，使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感到“有前途”。 反复强调，不要光靠发表论文数量来衡量人才，实践中不容易落实，工程技术类专家在这方面很吃亏。

一方面“帽子”人才火热，另一方面科研阶梯结构严重不合理。 在我国，多家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目前都依靠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博士后流动站这一中间水平严重不足。 在发达国家，科研机构的实验室总是有很多博士后长时间从事。 实践说明，博士后人员是实验室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中坚力量，也是大科学家学术传承、科学思想的持续重要纽带，有可能迅速发展形成学派，持续获得卓越的科学发现。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强激光材料要点实验室副主任王俊带队从事材料科学行业前沿基础研究。 他回国7年来，只招收了一名博士后。

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不能组成“建设”课题组，包括首席科学家、研究员等领导人才、副研究员、博士后人员、研究生、实验技术人员、平台支持人员等各类专家。 许多首席科学家除了拥有高级科研人员、博士后、研究生等流动人员和支持者外，一般没有预算保障的工资收入，只能用课题经费向流动人员支出较低的劳务费用。 这些人员跳槽到私营部门从事类似工作，收入至少增加三倍。 科研机构“留住不了人”的现象比较普遍。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一线科研人员流动性大，无论国家投入多少科研经费，都无法确保持续的创新生产，难以形成世界性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

“一按颁发的编制指标，我的课题组每年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没有足够的博士研究生名额。 招聘编制内科研助理工作人员，又面临单位编制数量瓶颈。 建议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名额和人员编制额度用于基础研究国内排名靠前的科研机构试点，真正推进创新驱动的快速发展战术的实施。 ”。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课题组长、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杨伟波说。

批准战:钱不能用于“刀刃”

“负债搞科学研究”问题很严重

搞科学研究，需要集中精神，心中旁若无人。 记者在多个科研机构进行调查时，许多科研人员表示，更专注于科研工作，不需要分心于杂务，“找钱”维持实验室的运营。 他们对科研项目的经费管理、科研成果的转化等提出了改进意见。

其一，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是“见物看人”，特别要体现人才的价值。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倪福弟表示，科研项目经费“不见人”现象突出，我国科研项目经费大部分投向仪器设备，人员投入限制严重，过分重视仪器设备投资，忽视了人才培养和激励

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主要是人员费和劳务费。 人员支付项目的负责部门有正式编制和固定工资的人员，劳务费在博士后发给外聘专家、研究生等流动人员。

由于一线城市生活价格高，一些科研机构不得不动用部分运行费用，处理高级科研人员收入过低的问题。 一直以来，越是运行成本缺口越大、科研任务重、成绩突出的课题组，“负债办学”的问题越严重。

其二，科研项目经费申请要大幅缩小，结算要更加灵活。

王俊说，他的实验室需要200万元以上的设备，但是课题组尽管经费充足，也买不到。 他说，这是因为来自不同渠道的经费参差不齐，招聘方向受到严格限制。

“申请科研项目经费时必须严格按照程序审批，但在招聘过程中用途可能发生变化。 我们希望在加强科研项目经费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基础上，在结算时允许一定程度的灵活调整，”王俊说

中科院和细胞所研究员陈江野报告称，科研项目经费考核往往鼓励购买昂贵的仪器，但这些仪器的采用率不高，单价在20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常用仪器最为频繁，诉求最大。 “一般设备的批准由于购买了同类设备而被拒绝，所以很少通过。 但是，我们实验室的常用仪器每天都很负荷，难以满足科研任务的诉求，需要购买越来越多的常用仪器。 ”。

其三，科技成果定价入股要简化审批，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活力。

年以来，国家已经出台了优惠政策，科研成果定价为无形资产是一种较好的转换方法，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保障科研机构的长远利益。 但是，目前的国资监管政策没有赋予科研成果无形资产区别于有形资产的管理途径，科研成果无形资产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批准或备案相关经济行为和价值判断存在较大障碍，有国资背景的创新单元进行投融资存在较大障碍。

对此，李佳提出实施备案和判断科研成果无形资产的分类管理。 对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估的，可以进行判断备案。 可以转让或者其他形式转换的，可以采用不作判断的协商价格。 以科研成果无形资产为价格出资的，必须对管理、科学监管进行分类，使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和社会资本更具活力，为创新活力大的高成长性科技公司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其四，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撬动社会资本。

由于我国国资院管理十分严格，缺乏相应的政策空，国资院很难与公司合作弥补经费缺口。 “国家建议通过税收减免等手段，鼓励私营部门和其他社会资本的关注，投入科研活动。 制定相关政策，吸引国资院，在不影响科研活动自主性、可控的前提下，引进各类资本，弥补资金缺口。 ”。 倪弟弟说。 (半月谈记者俞铮杨金志王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