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封环保督察意见发出后 引起关注的高层问责开始出现”

31封“无情”警部的意见出来后

首批中央环境保护审计反馈接收官问责超过1.8万人，未来将实现中央和省两级审计机构

在三亚湾的东南方向，鹿回风景区的北侧，有几座像贝壳一样巨大的建筑物矗立在人工岛上。 这是三亚市有名的地标——凤凰岛。 不久前，中央环境保护监察组向海南反馈了监察意见，凤凰岛项目建设立即停止。

“三亚市凤凰岛填海工程以国际客运港和邮轮港的名义取得了海域的开采权，但实际上首要用于房地产和酒店的开发，由于填海造成的水流变化，三亚湾西部海岸线受到侵蚀，为了修复岸滩，不得不斥巨资人工补沙三亚湾。 ”。 中央环境保护监察组直接点名批评。

不仅三亚，海口、文昌、万宁、琼海等许多违规项目也停止建设，停止营业。 海南各地纷纷投入整改行动。 其背后是中央环保督查组在当地房地产领域破坏生态现象的狠批，“财政过分依赖房地产，房地产公司何去何从，政府何从，膨胀钱包，破坏生态”。

这种无情的审计意见，“中央字头”环境保护监察组迄今已发出31份。

批评

直接点名引出6个共性问题

年12月在河北开展试点，年、年两年分4次进入全国审计，首批中央环境审计反馈工作至此全面关闭，中央环境保护审计实现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全面覆盖。

北京青年报记者整理了各地审计意见，发现当地政府快速发展、轻保护的突出问题经常被审计组直接指出，且言辞犀利、不留情面，甚至被相关责任部门直接点名，没有回避。 有人指出，例如，湖南岳阳、永州等为追求暂时性经济增长，制定了阻碍环境执法的“土政策”。 有人指出，山西省将不顾大气环境质量超标、省内火力发电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形势，实施低热量煤炭发电专项计划。

并且，作为高频用语出现在各地审计意见中的是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乱为现象。 例如湖南湘潭、郴州两市违规干涉环境执法，向违法公司出具虚假说明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积极承担公司污染防治主体责任，限制环境保护等部门对老干妈分企业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指出受理群众举报是中央监察组的首要工作方法之一，监察组经常忽视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 例如，天津市北辰区刘家码头村聚集了近千家废品回收站和小作坊，区域环境恶劣，群众反应强烈，历时多年取得，到审计时仍未得到有效整治。

关于各地存在的共性问题，他说:“中央领导同志也很在意，要求我们加以整理。” 国家环境保护审计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在年12月的环境保护部新闻发布会上坦率地说。 据他介绍，此次督察也发现了各省(区、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6个共性问题:一是部分地区大气和水环境问题突出。 二是环境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三是自然保护区违章审批、违章建设四是水资源过度开发五是工业污染问题依然突出六是农村环境问题比较突出。 并指出:“这些问题与我国快速发展阶段有关，与地方党委政府不重视、不负责也有很大关系。”

问责

备受瞩目的管理层解释责任开始显现

在中央环境保护审计事业开展的两年里，从以检测公司为主转变为“检测审计并举、检测政治为主”，地方党政部门的问责在中央环境保护审计这一“利剑”出现后，真的变成了硬汉。

说明责任的强度首先表现在说明责任人的数量上。 据环境保护部通报，首批环境保护督察共受理13.5万件上门举报，累计罚款2.9万件，罚款约14.3亿元。 谈谈立案侦查1518件，拘留1527人，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说明责任18199人。

“由于中央环境保护审计是综合审计，是‘大环境保护’的概念，所以无论是环境保护部门还是其他部门，只要失职失去责任，都要承担解释责任。 ”。 刘长根这样解释责任的范围不仅包括环境保护系统内部的人，还包括地方党政、国有公司、基层社区、国土、林业、水利、居住建设、农业、城管、安监、工信、交通、公安、发改委、旅游等环境保护相关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以祁连山为例，中央环境保护审计的问责不仅体现在基层干部层面，而且备受瞩目的高层问责开始显现。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设立采矿、探矿权144件。 肃南县凯博煤炭企业马蹄煤矿位于缓冲区和实验区，自2008年投产以来，已形成煤炭堆场10余处，近2平方公里的地表植被遭到破坏。 祁连山地区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域水电开发强度较大，该地区现有水电站位于150余座，其中42个座位位于保护区内，带来的水生态碎片化问题比较突出……”督察组全面反映了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被破坏的程度和严重性

年7月，中国政府联合发布通知，包括3名副省级领导在内的领导干部小组被追究解释责任，这在我国并不常见。

同月，甘肃原省党委书记王三运落马，不重视祁连山环境问题，不作为是他的问题之一。 “中央领导下达一系列重要指示后，王三运表面上改变了形式，但没有实际到问题严重的地区调查研究，也没有督促相关部门整改落实，没有对相关领导干部承担认真的解释责任。” 专题片《巡视利剑》随后透露，王三运对祁连山的生态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很明显，在“环境保护钦差”相继出动的两年中，各地的环境保护事业成为了比当地党政一把手承担的更重的责任。